近日，國家層面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guī)劃已上報國務院。

　　根據(jù)規(guī)劃，2017年將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用信息的統(tǒng)一平臺，初步構建以政務、商務、社會、司法等四大領域為主體的信用體系。

　　人們對此期待頗高。

　　信用是一個社會良性運行的底線，一個有信用污點的人，理應寸步難行。西方有句名言：他騙了所有人，最后他發(fā)現(xiàn)他被所有人騙了。而在中國，2000多年前就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一直是治理者弘揚的價值觀，民間流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則從更樸素的角度，表述了信用的獎懲效應。

　　但毋庸諱言，與契約精神相對應，西方社會在構建信用體系方面在當代要走得更遠一些。以1860年美國紐約布魯克林成立第一家信用局為標志，西方國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歷史，人們認為，市場機制的發(fā)育程度與征信體系的完善程度是正相關的。

　　當下，全面深化改革已然啟幕，要實現(xiàn)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構建社會信用體系的迫切性顯然是無須置疑的。轉型時期，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缺失，被一次次拎出來檢討。從食品安全、環(huán)境治理、政令“半夜雞叫”……到老人倒地“不敢扶”，信用危機成為壓在人們心頭沉重的痛。

　　誠信問題，一半關乎道德，一半關乎制度。

　　最近網(wǎng)絡上流行著一篇頗有爭議的文章——“中國——不守規(guī)則的世界”。

　　文章認為，“鉆空子”是中國人上自官員下至百姓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因此，“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鉆漏洞，所有的體制都約束不了國人”。

　　這顯然有失偏頗。承認人無完人，這是一種寬容精神，但制度也絕對沒有“完美”的。言及信用或規(guī)則，任何“精英思維”都是有害無益的，在信用的天平上，平等是唯一的砝碼。

　　當下語境中，人們既有理由期待以信用為基礎的社會治理會更公平公正，但也有理由質疑：在特權依然盛行的體制環(huán)境中，信用會不會淪為新的尋租工具。

　　任何時候，特權都是公信力的毒藥，離開平等與透明，征信的機制就會失去民心。

　　比如，從汽車社會的角度考量，當前一個關系到信用信息征集公平性的重要因素是，私家車與少數(shù)特權車的交通違法行為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評論認為，如果普通公民因一次交通違法就影響個人信用，而同時，仍有特權車可以逍遙法外，那么，藏在“障眼法”背后的特權和“躺在案板上”的公民信用無疑會成為笑柄。

　　公平、公正、公開的征信體系是構建信用社會的基礎，而信用體系的生命力和權威性，更源于“人人平等的制度路徑和實踐”。

　　取信于民是治理者的信托責任，信用數(shù)據(jù)需要民心基礎，這就首先要求鏟除特權。

　　按主體不同，社會誠信可分為政務誠信、商務誠信、個人誠信三部分。如果將誠信體系建設也比喻為“穿衣服扣扣子”，那么政府誠信顯然是必須要扣好的第一顆“扣子”，一個真正值得期待的社會信用體系應該是，政府不僅是信用制度的制定者、執(zhí)行者和維護者，也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

　　因此，人們也注意到，此次提交的“規(guī)劃”將政務誠信放在最前面，這很契合誠信的演繹邏輯——如果政府不講誠信，企業(yè)誠信就難以做到，個人誠信就更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