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背景下，一樁命案絕不應讓受害者去承受追兇代價，那是公民個體與法治都難以承受之重。

　　聽起來，這像是電影里的劇情，可其悲愴厚度，又遠非虛構的影像語言所能抵達。據(jù)新京報報道，17年前也即1998年元月，河南農(nóng)婦李桂英的丈夫被同村五人傷害致死，五人一夜之間銷聲匿跡。辦案民警回復她：“你要有線索我們就去抓”，李桂英就此踏上了追兇路。17年來她尋遍十余個省份，追蹤殺害丈夫嫌疑人，5名在逃人員4人已歸案。

　　追兇17年，這讓人想起了《失孤》里尋子18年的主人公，二人同樣執(zhí)著，同樣在找尋之路上不言棄。到頭來，將拉扯五個孩子、照料年邁父母和跨省追兇一肩挑的農(nóng)婦李桂英，終于讓5名逃犯中的4名歸案。為報“殺夫之仇”，17年“瘋找”，李桂英的所為滿是悲壯色彩。

　　而這種個體悲情，恰恰映襯出有關方面角色擔當?shù)娜笔АＴ撌录袩o法回避的追問是：當?shù)鼐饺ツ牧�？都知道，殺害他人屬于嚴重的刑事案件，當�(shù)鼐奖仨毩競刹椴⒓皶r追查兇手。且與陌生人間的作案不同，兇手跟受害者均系同村人，公安部門認定誰是嫌疑人并進行追逃，理論上不難。

　　可這17年來，李桂英卻做了大量警方該做的工作。與其堅持堅韌成對照的，則是有關方面在“你要有線索我們就去抓”中呈現(xiàn)的懈怠姿態(tài)。刑事案件中，公安機關負有主動搜集線索、追查嫌疑人、將其送往被告席重要職責，受害人或家屬只有配合調查的義務，并無主動搜集線索證據(jù)幫助追兇的義務。要求受害人家屬提供線索后再開展工作，無疑是逃避自身責任的表現(xiàn)。

　　在現(xiàn)代法律制度中，同態(tài)復仇或快意恩怨式的“私力救濟”，早已不值得鼓勵，對犯罪嫌疑人的追查和處置均應有司法機關依法實施。盡管說，嫌犯四處逃竄，緝兇確需不小成本，可既然嫌犯未被迅速“捉拿歸案”，隨著時間推移，辦案水平和技術在提升，異地協(xié)作辦案模式在成熟，相關警方理應盡責，而不應留下有案不破、消極作為之虞。

　　遺憾的是，當年有關部門的涉嫌失職加劇了案件偵破難度。有民警稱“經(jīng)費和警力都不夠”，可再怎么不夠，如此草率地對待一樁命案也難令人信服。這不是苛求其“命案必破”，而是要求其恪守職責：連沒經(jīng)過破案訓練、也沒搜查訊問等辦案權力的農(nóng)婦都能追到兇手，專司破案的警方怎能破不了？

　　據(jù)報道，兩名兇手被抓時已改名，其中一名還曾于2011年回到案發(fā)地派出所辦身份證并改了姓名。其本是重點監(jiān)控對象，涉事派出所工作人員何以未將其身份信息與在逃人員信息庫進行比對？當?shù)鼐骄W(wǎng)上追逃系統(tǒng)震懾力又何在？就此看，顯然有必要對當?shù)赜嘘P人員的推諉塞責、怠政失職進行調查、問責。

　　個案也是檢驗依法治國成色的“試金石”，雖說該案案發(fā)已久，可即便是作為“遺留問題”，也應在有法必依的法治姿態(tài)下得以解決。所謂“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本身也有賴于司法人員的恪盡職守。只有保障民眾人身財產(chǎn)安全的司法機關高度負責，在個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才會成現(xiàn)實，而非奢望。

　　一個農(nóng)婦的悲情，對應的是一個法治不彰的暗角。而法治語境下，絕不該有“農(nóng)婦追兇17年”式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