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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已經(jīng)過去40年了,汶川大地震也是8年前的事情,但人們一提起災難便會自覺地想起這兩場災厄。災難時常發(fā)生,也從來沒有從歷史記錄中消失,但真正讓后人銘刻并進入國家歷史敘述的卻并不多見。
群體記憶的生成,不僅僅是災難事件傳播的自然過程,也是輿論引導與干預下的產(chǎn)物?v觀歷史,多災多難,而非美學敘述下的田園牧歌。只不過在死亡的悲傷之上,我們的先人學會了苦中作樂,學會了對災難的選擇性遺忘。
在講究“天人感應”的中國古代,災難往往被看作上天對塵世的警告,帝國的擁有者對此無不心悸,甚至要下“罪己詔”來安撫民心。就像1626年(明熹宗天啟六年)的“天啟大爆炸”破壞的不只是帝都的安寧,也在心理意義上動搖了王朝統(tǒng)治。在搖搖晃晃的人間震蕩后,明清易代的大變局也隨之而來。這場被后人反復敘述的靈異災變,成了明史上耐人尋味的一頁,也是尋常巷陌間時常談起的古代災厄故事。
“天啟大爆炸”并非明帝國傷亡最慘重的災難,1583年(嘉靖三十四年)1月23日,“華縣大地震”造成至少83萬人罹難,震災波及大半中國,其破壞力之大、造成傷亡之慘重堪居世界災難史之最。但今人卻少有人知曉這場駭人的天災,在歷史學家眼中,這也不是一段很重要的史料。原因何在?嘉靖年間,明帝國內(nèi)部雖已有僵化老朽之態(tài),卻仍未及日薄西山之時,在世人眼中,帝國統(tǒng)治的衰落與災難的發(fā)生不構成必然聯(lián)系,這點恰與“天啟大爆炸”相反。
在現(xiàn)代的災難敘事里,除了自然的不可控因素之外,災難往往也與社會管理失誤甚至失效有關,它同時也是民眾團結與集體抗災的深刻記憶。很多時候,災難記憶也與政治敘事相關。比如,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是被反復提及的兩場災難,除了“天災不可防備,人禍本可避免”這樣的心理,這兩場災難得以進入歷史敘述,還在于它們都被納入了國家政治文化演變的敘事中。唐山地震與三位國家領導人的先后離去,成為1976年的標志性事件;而在2008年,抗震救災與多難興邦的敘事合流。“大國崛起”之夢和抗震救災背后的“萬眾一心”情懷,成為這場災難不可磨滅的記憶。
正如德國學者揚·阿斯曼在《文化記憶》中所說,身份認同與記憶的存留也息息相關。比如,非洲某些地區(qū)頻發(fā)的饑荒、瘟疫同樣駭人,卻很難引起國人對本國災難一樣程度的關注,就是因為我們對非洲難民缺乏身份認同感。發(fā)生在本國甚至身邊的災難卻很容易引發(fā)群體共鳴,比如2007年濟南“7·18雨災”后,每年夏天暴雨襲來,濟南人普遍會想起這場雨災。雖然它的傷害程度比不上那些更大的災厄,但在“濟南人”這個相對封閉的身份里,它的影響力就會擴大,成為市民記憶里揮之不去的陰影。
另外,新媒體傳播也加深了災難記憶的程度。過去災難事件只能依賴傳統(tǒng)媒體的報道,但隨著近年微博、微信等自媒體的興起,只要你擁有一臺智能手機,災難的現(xiàn)場圖片、視頻可以在第一時間傳遍網(wǎng)絡,在這些信息的刺激下,旁觀者便有了身臨其境的感受。這種感受經(jīng)過時間沉淀就成了記憶,記憶在我們的口耳相傳中不斷變形、凝固,甚至內(nèi)化成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災難記憶。
災難進入歷史記憶后,能讓我們回想的或許不只是驚悸與震慟,還在于一種理性的反思。尤其是那些被我們逐漸忘卻的災難,以及那些游離于主流敘事以外的災難,其中又折射出怎樣的人性與現(xiàn)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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