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從報上得知，著名財經(jīng)作家吳曉波準備在其書友會中發(fā)起眾籌項目，用以重新翻譯經(jīng)典名著《國富論》，而最終的翻譯者將獲得千字500元這一“史上最高翻譯費”。

　　《國富論》是蘇格蘭經(jīng)濟學家、哲學家亞當·斯密的一本經(jīng)濟學專著，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zhì)和原因的研究》。這本書首版于啟蒙時代的1776年，國內(nèi)出版的第一個譯本是由嚴復翻譯的，時間是1902年。百余年來，這書經(jīng)過多次重譯，至今已有七八個版本。重譯外國經(jīng)典名著這件事，以筆者之見，當今情勢，即使有重金之酬，恐也難以產(chǎn)生超越以往的上乘之作。

　　翻譯講求的是“信、達、雅”，只有這三者的有機融合并完美呈現(xiàn)，才算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玉成”。可這絕非易事，一個翻譯家意識到的和必須要做的其實還有更多。屠岸因翻譯了《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濟慈詩選》而著名，他曾有這樣的體會：“要做好文學翻譯，需要深刻掌握兩種語言的精髓，而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國的語言和文化。因為好的文學翻譯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到翻譯對象中，體會原作作者的創(chuàng)作情緒，最終用母語再表現(xiàn)出來，這要求譯者必須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領悟漢語言文學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才行�！敝劣诰唧w的翻譯，傅雷又曾在《翻譯經(jīng)驗點滴》中說道：“想譯一部喜歡的作品要讀四遍五遍，才能把情節(jié)、故事，記得爛熟，分析徹底，人物歷歷如在目前，隱藏在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也能慢慢咂摸出來�！背朔g者本身的功底及翻譯態(tài)度，一個以此為業(yè)的人是否具有人文情懷顯然更應注重。當一個人把自己的翻譯視為一生的事業(yè)時，翻譯也就成了體現(xiàn)其精神和思想的主要方式，并試圖以此去影響社會，開啟心靈。

　　今年以93歲高齡謝世的我國著名翻譯家草嬰，他以60年的執(zhí)著，一個人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全部小說，這一壯舉在全世界都屬獨一無二。因為在他看來，托爾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義，而人道主義能帶來世界和平，能帶來人與人之間的愛。而在每天平均只1000字的翻譯進程中，“我把文學翻譯當作藝術創(chuàng)作來對待的，逐字逐句地直譯不是文學翻譯……再創(chuàng)作應該體現(xiàn)原著的精神和藝術內(nèi)涵，而只有把翻譯技術和藝術結(jié)合起來，這樣的譯者才是翻譯家”。由此而來的成就與他人的感佩，就如馮驥才在《草嬰先生》一文中所表達的：“對翻譯家的崇拜是異樣的，你無法分出他們與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爾扎克，汝龍和契訶夫，李丹和雨果，草嬰和托爾斯泰、還有肖洛霍夫。他們好像是一個人。你會深信不疑他們的譯筆就是原文，這些譯本就是那些異國的大師用中文寫的！”

　　但也正如有人所悲嘆的那樣，“草嬰是一個翻譯時代的代表者，他的去世，可以看做是那個時代的結(jié)束”。這話所涉及的范圍頗廣，但當下翻譯、出版因急功近利而導致的粗疏、草率及精準、雅致的缺失，顯然是足夠扼腕的事。魯迅文學獎中設有文學翻譯獎，頒發(fā)到第五屆時終于難以為繼，出現(xiàn)了空缺。國內(nèi)專設的多個翻譯獎，在主要獎項上也屢有空缺。翻譯不是簡單的文字轉(zhuǎn)換，需要的是字斟句酌，但在市場誘惑面前往往是急就與蒙混，而不是負責任地斟酌和推敲。一位嚴謹?shù)淖g者曾告訴筆者，有一年諾獎頒獎，一家出版社給他打電話，請其翻譯一部獲獎者的作品，要求兩個月內(nèi)完成。他說這不可能完成。但出版社不這么想，他們要追求新聞效應，頒獎之時即出書，利益最大化，而如隔個兩三年，黃花菜早涼了。可見，如今翻譯與出版所造成的缺憾，諸多方面都難辭其咎。